全国最晚改正的右派

学生替老师“走后门”

©徐尔新

孙大雨

1951年秋季，复旦大学外文系抽调部分学生，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外文系教授的思想改造学习。杨成绪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运动。当时，外文系的重点对象是孙大雨教授，但他只参加了一次改造会，就称病请假了。

在当年的复旦，孙大雨是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。他1925年从清华毕业后，第二年即赴美留学，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国文学。1930年回国后，历任武汉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等校英国文学教授。

1946年孙大雨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。1947年在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“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”上，他被推选为干事会主席。上海解放后，“大教联”改选，孙大雨未能获得连任，他认为这是有人“过河拆桥”，先后两次给周恩来等领导写信告状，说“大教联”的改选被“小集团”操纵了。

孙大雨称病后，杨成绪作为外文系学生代表，曾和另外一位同学，一道去孙大雨家看望过他。

没等寒暄几句，两个学生就迫不及待地问孙教授，什么时候能回校参加学习？孙大雨看了两个学生一眼，唉声叹气地说，你们年轻人怎么能体会我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人。你们年轻，跑上几百米喘口气就休息过来了；而我跑累了，可不是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气来的。听他这口气，眼下是不会回校参加思想改造学习了。

两个学生不知道该如何劝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便起身告辞了。回来后把情况做了汇报，算是交了差事。

此后，孙大雨开始长年累月地告状。那些与他有过节的当权者，多被他说成是“反革命分子”。到了57年反右时，那些被他告状的人没事，他却成了“极右分子”。甚至被上面钦点，批判说：“像孙大雨这种人，如果他顽固得很，不愿意改，也就算了。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，如果天天攻，攻他五十年，那怎么得了呀！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，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。”

1958年，根据上面的定性，上海法院以诬告诽谤罪判处孙大雨有期徒刑六年。

对于判决，孙大雨绝不认可。他被人说成反动、反共，也就是所谓反革命。既然人家可以诬陷他，他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说他们也是反革命？他认为，像这样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换一种说法就叫对骂。俗话说，相打无好拳，相骂无好话，怎么说得上诬告呢？要说诬告，那也是别人诬告在前，怎么别人诬告没事，他回击就有事了？

孙大雨觉得自己没有错，错的是对方。但法院却不认同他的这套理论，直接拿他送进了监狱。

文革结束后，开始拨乱反正，绝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被改正了，但孙大雨始终不在改正之内。而且，因为他生性耿直，骂过许多人，他曾经任教的复旦大学，甚至不愿意接受孙大雨回校任教。

直到出现了两件事，孙大雨的政治命运这才发生了转机。一是胡耀邦有个批示；二是胡乔木亲自出面，找到来北京开会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，说自己的老师孙大雨是莎士比亚专家，至今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希望张部长能关心一下这件事情。

胡乔木1933年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，是孙大雨的学生。孙大雨曾回忆说，自己从未碰到过如此勤学好问的弟子。文革后，胡乔木到上海视察，将孙大雨接到自己下榻的宾馆，执弟子礼，说：“十年浩劫，学生也自顾不暇，没有照顾到老师，让老师吃苦了。”

张承宗受托后，让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、市政协副秘书长范征夫着手处理此事。范征夫调集大量档案，将材料梳理后发现，孙大雨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贡献的；孙大雨看问题片面偏激，桀骜不驯，他的主要问题是爱骂人，但不是骂共产党；他坚持向有关方面申诉，没有做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情。在拨乱反正的今天，应超越历史上的是非，给予这位已届岁暮之年的老知识分子以公正对待。

经过一番努力和周折，1984年7月，复旦大学党委终于通过并上报了《关于孙大雨教授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》。这一年，孙大雨年满80，成为全国最晚改正的右派之一。

资料来源：

杨成绪《思想改造中的复旦大师们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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